跨越“穆斯林—基督徒”鸿沟的神学之桥|| 美国前国会议员司建德《致命的误解》一书评介

内容提要

美国前国会议员马克·司建德（Mark D. Siljander）《致命的误解》（A Deadly Misunderstanding: A Congressman’s Quest to Bridge the Muslim-Christian Divide,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08.）一书记载了作者潜心《圣经》语源学研究的发现之旅，以17章、260页的篇幅澄清了两大亚伯拉罕宗教之间“致命的误解”及其缘由，架设起了弥合鸿沟的神学之桥。

关键词：《致命的误解》；司建德；伊斯兰教；基督教

起源于中东的亚伯拉罕宗教传统，相继诞生了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一神教，构成了人类文明史的奇迹，影响了当今地球上多半数人类的生活方式。如此具有血脉亲情的三大一神教，却在近两千年的历史中不断在彼此之间筑起壁垒、挖掘鸿沟，视彼此为最大的竞争对手和敌人。欧洲在上千年的时间中不断上演反犹主义的闹剧，并以神圣宗教的名义在长达200年的时间里（1096—1291）一再发起针对伊斯兰教的“十字军”东征。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时代的终结，亨廷顿用其著名的“文明冲突论”将伊斯兰教锁定为西方“新的”敌人。在“911”事件之后，“伊斯兰——基督教”两大文明的冲突更是获得了证据。这一“致命的误解”不断加深：“大多数穆斯林用‘十字军和犹太人’来表示‘他们’：那些匿名的殖民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者、帝国主义者，那些是‘他者’而非‘自己人’的人”。而西方一些具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也在不断发表针对伊斯兰教的极端言辞，美国总统小布什的精神顾问富兰克林·格拉汉姆牧师把伊斯兰教称为“邪恶的和低劣的宗教”； 美国保守派专栏作家安·蔻特在“911”事件发生后鼓动西方国家去“入侵穆斯林的国家、干掉他们的领袖，将他们归化为基督徒”； 前任美国基督教南方浸洗会主席杰瑞·维纳牧师在其主旨讲演中称先知穆罕默德为“一个恶魔附体的恋童癖者”。

就在两大文明的冲突论甚嚣尘土的当下，美国前国会议员、前基督教基要主义者司建德于2008年出版的《致命的误解》一书，带来了另一种虽然微弱、但却不容忽视的声音。

一、司建德其人其书

马克·得利·司建德（Mark Deli Siljander，1951—），出生于芝加哥，毕业于西密歇根大学（ 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 in Kalamazoo），获得科学学士（1972年）、艺术学硕士（1973年）学位。1972—1976年，他担任密歇根州约瑟夫县法比斯区（Fabius Township Board in St. Joseph County, Michigan）董事会的理事。1977—1981年，他步入政坛，任密歇根州议会议员。1981年，他作为密歇根州的共和党代表，被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1986年，他在选举中败北，结束了自己的国会议员生涯。1987年9月至1988年9月，里根总统任命他为美国驻联合国轮值代表。后来，他曾与1992年再次角逐国会议员选举，但再遭失败。在此后的私人生涯中，他逐渐产生对“穆斯林—基督徒”关系的兴趣，这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原因：

首先，司建德本为基督教基要主义者，对伊斯兰教抱有强烈的反感。司建德自己说，他从小被“训练成为一名福音派基督徒”，是福音派教士杰瑞·法瑞尔的粉丝。而福音派教士杰瑞·法瑞尔（Jerry Lamon Falwell，1933—2007）是坚定的以色列支持者，被称为“基督教锡安主义者”、“浸洗会基要主义者”；也是伊斯兰教的公开反对者，曾在电视节目中直呼穆罕默德为“恐怖主义者”。 由此可见司建德早年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态度是很不友好的。20世纪80年代，司建德作为里根时期来自密歇根的新晋共和党国会议员，曾满腔充满着改变世界的壮气豪情。他也曾是美国基督教“宗教正义”团体的忠实成员，他曾在参加“国会早餐祈祷会”时因一名发言者引用《古兰经》文而愤然离席。

其次，在供职于联合国期间，司建德开始大量接触穆斯林，与伊斯兰世界打交道。当他从国会落选之际，司建德潜心《圣经》求证这样一种说法：基督徒应视归化他人为己任，以此救人脱离永恒的天谴。结果他未能如愿。事实上，他甚至找不出任何一段经文可以证明耶稣曾经创立了一种新的宗教。这一发现促使他在这趟灵性与政治的发现之旅中迈出了第一步。此后，他着手对《圣经》做深入的语言学探究，他发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共享很多基本的词汇与概念。在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期间，他开始在有关伊斯兰教—基督教接触的事务中分享他的这种洞见，并取得了令人吃惊的结果。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实际接触改变了他此前的偏见，促使他重新思考两大宗教及其信徒的关系，并为两大文明的对话、国际冲突的解决奔忙。据说，他曾访问过的国家和地区超过120个。

2008年，司建德从自己的亲身体验和经历出发，出版了《致命的的误解》一书。该书记录了司建德令人迷醉的发现之旅，他曾旅行到那些遥远的、对美国充满敌意的地理区域，深入利比亚、苏丹、巴基斯坦和印度，与国家领导人、宗教领袖等人零距离接触。他所由之获知的一切，足以从根本上颠覆当今的宗教格局，弥合伊斯兰与西方世界之间的鸿沟。每一个阅读此书的基督徒或穆斯林，都不可能不因它而改变。

该书包括导言、17章正文和附录等，共260页，其中正文222页。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为之作序，众多穆斯林和基督教学者也鼎力推荐，其中包括：乔治·华盛顿大学伊斯兰研究终身教授赛义德·侯赛因·纳塞尔博士、利伯缇大学神学院院长阿干·卡纳博士、剑桥国王学院现代阿拉伯研究教授雅馨·苏莱曼博士，以及诺贝尔和平奖三次提名者、前美国国会议员、美国驻联合国粮食计划署代表郝托尼等。著名穆斯林学者赛义德·侯赛因·纳塞尔这样写到：“这部著作真的是既非同凡响又富有启发。今天，恐怕再没有比伊斯兰与西方之间的关系更具重要性的话题了。作者无异于为那些亟需抚平的创伤提供了珍贵的止痛香膏。”

然而也是在2008年，司建德被控卷入一家涉嫌与伊斯兰恐怖主义有染的美国伊斯兰慈善机构的案件。2012年1月12日，他最终被判处1年零1月的监禁。这一事件一时又成为新闻媒体报道的焦点。他手下的一位前雇员，波兰犹太人后裔、以反伊斯兰著称的女律师戴比·斯克鲁赛（Debbie Schlussel，1969—）就以非常震惊的语气讨论了这一事件，因为司建德在她的眼中曾是国会山上最坚定的以色列支持者、伊斯兰教的敌人。 

我们或许可以猜测，司建德以“莫须有”的罪名入狱，其实也是一件极富象征意味的事件。这表明司建德本人的转变及当前观点并没有获得美国主流社会舆论的认同和支持，而这又更加验证了司建德本人的洞见：在“穆斯林—基督徒”关系中，那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依然横亘在人们的心中。正如潘基文在序言中所说：“最大的鸿沟出现在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传统的追随者们之间。这一令人忧虑的进程使得很多今天的全球性挑战——虽然多数在本质上是政治的——继续加剧，困难重重。”

二、司建德对《圣经》“隐秘语言”的解读

《致命的误解》一书并非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其内容是围绕一个主题而以作者自身经历为线索贯穿起来的。关于“致命的误解”这一主题，虽然首先让我们联想到的是“穆斯林—基督徒”双方的误解，但作为基督徒和西方人的司建德，其实却更加强调西方基督教传统对自身经典文本、教义学说的误解和误读。在第三章中，他提出了《圣经》（实际指的是《新约》）的“隐秘语言”，即“阿拉米语”（Aramaic）的问题。他认为，“致命的误解”源于西方基督教传统对阿拉米语文本的误解和误读。

学术界都知道，在耶稣基督在世传教的时代，他和那个时代的犹太人实际使用的语言就是阿拉米语（中文又译为亚兰语、阿兰语、阿拉姆语、亚拉姆语、阿拉美语）。这是一种闪含语系闪语族（Semites）的语言，与希伯来语、阿拉伯语是近亲。现存的《新约》都是以希腊文写成的，但其中也包含有一些阿拉米语的内容。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最早的希腊文《新约》版本可能是更早的阿拉米语版本的译本。

司建德之所以讨论这一话题，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即他与现存的唯一一支仍使用阿拉米语的东方基督教有着特殊的关系。司建德人生中一位“教父”式的人物约翰·布蔻（John Booko），正是这支阿拉米语教会——亚述人教会（Assyrian）——的重要传人。司建德在书中指出，亚述人约在公元179年成为拿撒勒人耶稣的追随者，是第一个将基督教作为民族信仰（national faith）的民族，比之通常所认为的亚美尼亚人还要早一百年。今天，世界各地仍有大约500万亚述人，伊拉克境内的大约100万基督徒主体是亚述人，属于独立于天主教和东正教之外的“东方亚述教会”（As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这一教会也随着伊拉克难民而移植到了北美，约翰·布蔻的祖父即是该教会的教士，其父母也都出生于伊拉克，后移民美国。在约翰·布蔻指导下，司建德得以学习并阅读阿拉米语版本的《新约》。

按照司建德的理解，将任何东方思想翻译为西方语言（如希腊语、拉丁语、英语）之时，都难免误译、误解之嫌。因为翻译不只是机械地替换字词，还要考虑复杂的文化背景。他列举了一些翻译的实例来说明。如英文中的“blue”不仅表示“蓝色”，也可以表达“沮丧、失落”的意思；而在德文中的对应词“blau”却又有“喝醉”的意思。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对耶稣阿拉米语原话的理解。司建德举了三个《新约》的例子：

1. “骆驼”与“绳子”

耶稣在《马太福音》19章24节说：“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司建德指出，按照这段经文的逻辑，“骆驼”显然是绝对不可能穿过“针眼”的，因此“财主”也就是绝对不可能获得天国的。这段经文中的矛盾实则是因为对阿拉米语单词“gamla”的误译引起的：该词还有“绳子”的意思。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时也会把一根很粗的“线”夸张地说成“简直是根绳子”！显然，如果在阿拉米语原词的基础上理解这段经文，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一根“粗线”穿过“针眼”虽然困难但却还是可能的，因此“财主”进“天国”也还是完全可能的。

2. “恨”与“放下”

耶稣在《路加福音》14章26节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

司建德分析说，为何耶稣一方面教导人“爱自己的仇敌”，一方面却让人“恨”自己最亲近的人呢？神学家们为解释此经文而绞尽脑汁（中文和合本为解决这一矛盾，将“恨”译为“若不爱我胜过爱……”）。而这同样是一个翻译错误。在阿拉米语原文中，“恨”一词其实还有“放下、搁置”的意思。因此，耶稣的意思就是：献身上帝的人应将其他事务“放下”、“搁在一旁”或“看谈点”，而不是“恨”他们。

3. “皈化”与“顺从”、“归回”

司建德接着分析一个更为关键的基督教概念：“皈化”（convert，也就是“使之改变”的意思）。他指出，在詹姆斯国王钦定本《新约》中“convert”出现了10次，《旧约》中出现了5次。如彼得在《使徒行传》3章19节说：“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抹去。”而在阿拉米语当中，“归正”（convert）一词为“shalem”。

阿拉米语的“shalem”对应于希伯来语的“shalom”、阿拉伯语的“salaam”，其基本含义是“和平、平安、顺从”。在希伯来语中，“耶路撒冷”（Jerusalem）为“和平之城”；在《新约》中，耶稣常说的一句话是“愿你们平安”（如《约翰福音》20章19节），阿拉米语的原文是：“shalama loch”。今天，当犹太人相见时，仍会相互祝愿：“shalom alechum”；穆斯林们最常用的祝安词也是：“salam a laek”，而阿拉伯语的“穆斯林”一词本意即为“顺服于唯一神的人”。 

当英文中将该词译为“归正（皈依）”时，所传达的意思是“放弃你的宗教并改换成我的宗教”，也就使得基督教有强烈的“皈化”他者的意味；而在希伯来、阿拉米、阿拉伯原文中，该词更确切的含义为“从有罪的生活方式归回，将自己臣服于对上帝的信仰当中”。司建德特别指出，西方基督教的“皈化”概念乃是一个明显的翻译错误、语言学上理解错误，这无疑是一个“错误”，“一个致命的误解”。 

司建德在第十章中继续写道：当耶稣敦促其追随者们去“皈化”世界的时候，其实他的本意是“去呼召人们达于顺服或平安（to cause people to shalem）”，也就是“教导人们爱上帝”，使你所有的一切（心灵、热忱、精神、理智、情绪、身体、力量以及针对他人的行为）都归于“平安”（shalem）。正是这个词击中了司建德的内心：“shalem”，顺服于唯一的神、达于平安、被俘获。 当然，我们可以再追加上一句，阿拉米语的“shalem”和阿拉伯语的“salaam”，也就是“伊斯兰教”这一名称的词根。

三、司建德对《古兰经》及伊斯兰教中耶稣形象的解读

在第四章中，司建德以“另一部圣典”（the Other Holy Book）为题，开始了一位前基督教基要主义者解读《古兰经》的精神之旅。作为基要主义者的司建德，不仅曾经对伊斯兰教抱有敌意，而且对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不屑一顾。这种情形，其实仍广泛存在于西方社会尤其是基督教会人士当中。拒绝阅读和了解，其实也正是鸿沟得以产生并难以抹平的一个根本原因。

1993年春季的一天，司建德在与“自己灵魂的斗争”之后，终于购买了一册《古兰经》回家阅读。一读下来，这本曾被他视为“邪恶”的书深深地吸引了他：《古兰经》中不仅有他熟悉的亚当和夏娃、亚伯拉罕、西奈山、诺亚、所罗门、摩西、天堂、撒旦、地狱、天使、末日审判、罪、宽恕等一系列的名字和概念，更重要的是，耶稣（阿拉伯语称为“尔萨”）的名字共出现了超过110次！《古兰经》称耶稣为“正义的”、“纯洁无罪的”、“真理之言”、“真主之言”、“正直之路”等，并11次称其为“弥赛亚”（阿拉伯语为“麦西哈”）。当然，《古兰经》还一再提及真主派遣使者、降示经典的历史：“祂曾降示《讨拉特》（Torah）和《引支勒》（福音书）于此经之前，以作世人的向导。”（3章3-4节）

司建德对于此前西方广为流传的《古兰经》之“暴力”和“仇恨”说产生了质疑：这无疑是一些断章取义的解释。如果用类似的眼光阅读《圣经》，甚至能够找出“更暴力”的经文。如经常被西方人引用的《古兰经》文：

“……你们在哪里发现以物配主者，就在那里杀戮他们，俘虏他们，围攻他们，在各个要隘侦候他们。”（9章5节）

我们也可以在《旧约·撒母耳记》找到如下的经文：

“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力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撒上15章3节）

司建德指出，基督教神学家们为将近600段“暴力”的《旧约》经文都找出了合适的“理由”，但在引用上述《古兰经》文的时候却故意省略的其后半段，即：

“……如果他们悔过自新，谨守拜功，完纳天课，你们就放走他们。真主确是至赦的，确是至慈的。以物配主者当中若有人求你保护，你应当保护他，……然后把他送到安全的地方。”（9章5—6节）

司建德在此表明，他并非“《古兰经》的辩护者和《圣经》的批评者”，而只是要说明错误的舆论导向是如何误导了、加剧了人们的误解，而这种误解又是如何曾经支持了他自己的狂热的反穆斯林的世界观的。当然，穆斯林和基督徒双方都有不少人援引这些经文并加以断章取义的解释，以适合于自己的兴趣，去鼓动对对方的敌意、证实自己对“异教徒”实施暴力的合法性。

司建德再次回到语源学的考察，论证《古兰经》的“安拉”与基督教的“上帝”到底是不是同一位“唯一的真神”。事实上，在美国的一项调查表明，只有6%的基督徒认为他们的“上帝”与“安拉”是一回事，2%的人不能肯定，而92%的人回答说二者“绝对不是同一个”。 2003年10月16日，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威廉·鲍肯（William Boykin）中将公开在《洛杉矶时报》撰文声称“安拉不是一位真正的神”，而“穆斯林膜拜一尊偶像”。 对司建德而言，阿拉米语这把金钥匙再次开启了神奇之门：在耶稣时代，他称自己崇拜的那位上帝为阿拉米语的“Alaha”，这个词与希伯来语的“Elohim”、阿拉伯语的“Allah”无疑是同一个。而英文的“God”，来自于原始日耳曼语的异教词汇“gott”，指的是一位特殊的水神；拉丁文的“Dues”则来自希腊语最高神“宙斯”的称号。

然而对于司建德而言，最为震撼的知识来自对《古兰经》中耶稣形象的解读。《古兰经》中称耶稣为“弥赛亚”、“安拉之言”，这些观念都与基督教神学并无二致。最关键的差异在于：穆斯林不能接受“安拉生育了一个儿子”这样的说法，不能接受基督教关于“上帝之子”的教义，这一矛盾如何能够化解？司建德再次求助于语源学的解释。

在闪含语系闪语族的语言当中，如希伯来语、阿拉米语、阿拉伯语，词汇之性、数、格的变化更为复杂，动词本身也都可以区分阴性、阳性。在希伯来文《诗篇》第2篇有这样的诗句：

“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诗2章7节）

在希伯来文中动词“生”的原词为“Yâlad”，是一个阴性动词，即“母亲所生”。在阿拉米语中，动词“生”也有两个：阳性的“yalad”和阴性的“ettled”；但在希腊文中，这两个词被不加区别地译为了“gennao”，阿拉米语语境中的性别特征消失了。《马太福音》开头列从亚伯拉罕到耶稣的家谱，有一系列的“生”字，但最后一个确是与众不同的，即：耶稣的被“生”（ettled），是“从母亲生”的阴性动词：

雅各生（awled）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成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ettled）的。（马太1章16节）

在《约翰福音》当中，又称耶稣为“独生子”：

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yachidaya）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祂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3章16节）

按照司建德的分析，阿拉米语的“yachidaya”一词来自闪米特词根“唯一、单一、仅有的”，与希伯来语的“ykhiaday”（参见《撒迦利亚书》12章10节之“独生子”）相同，这个词经常用以指一个“孤儿、无父之子、长子”。 这样来看，三种闪米特语言的表意是一致的：弥赛亚/耶稣/尔萨不是通过男性的性行为而诞生的，而是通过一种独特的、专有的、与众不同的阴性过程而诞生的。就这种理解而言，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倒是有可能取得共识的。

结语

司建德并非一个专业的比较宗教学家、神学家或东方学家，但却是一个真诚的信徒、顺服于唯一神的人、基督耶稣的真正追随者。他以自己的人生经验出发，从经典文本、语源学比较以及跨越国界的旅程当中寻求架设跨越文明鸿沟的“桥梁”的可能性，他自身的实践已经证明，这样一座桥梁是完全有可能也有理由存在的。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为他所作的序言中最后所言：

“通过他的研究与旅居，司建德先生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案例，即：对宗教及其教义的任何虔诚的解读，都应该是导向‘合’，而不是‘分’的。他论证了我们不少人凭本能而相信的东西：所有伟大宗教传统的信徒，都共享同一的核心信仰和理念；悲悯、团结、尊重生命，以及对他人的友善，乃是将众多善男信女联系在一起的许多共有绳索中的一部分。

今天，我们迫切需要重建桥梁，并进入一种智性的、跨宗教的对话，这是一种能持续的、富有建设性的对话，也是一种强调普遍价值与共同追求的对话。这也是我最大的愿望，希望本书能够激发这一亟需的对话进程。”

 （注：本文为《福音与当代中国》杂志第二期卷首语，本平台蒙允刊登）